一是更新律师调解的理念。对于很多律师来说，他们习惯扮演着代理者的角色，由于经济利益方面的影响，其一般不主张进行调解，甚至对其持有否定态度。对于此种体制，律师并不具有较强的认同感，片面地认为家事调解其实是一种比较低等的活动，他们更愿意开展一些高端业务，包括股权转让、并购、诉讼代理等，而并未认识到该行业所开展的是相关的法律业务，具体包括提供调解和仲裁等纠纷解决服务。

因而，与律师在诉讼过程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代理人，从而主要考虑当事人一方的利益不同，律师调解员是站在中立第三方的立场，独立面对争议双方，在调解的有限时间内开展调解、打破僵局，寻找争议双方都满意的纠纷解决策略，还要确保调解结果的合法有效、可执行性。这对律师执业领域的发展既是一个新挑战，也是提升该职业公信度的契机，有利于该类人群在国家治理体制中地位的提高。

二是完善其体制规范与组织建设。在实践中，律协设立调解中心，以及律所开展这一业务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难题，对此，试点区域所采取的做法是：首先，根据建立组织的有关要求，把此种调解机构登记成社会组织，并接受行政组织的领导。此外，后者对前者进行相应的管理和指导，与对人民调解组织指导管理模式相同。

从管理体制上解决律师调解组织的组织地位是保障律师调解制度落地的关键，建议司法行政部门尽快明确律师调解组织的设立程序和管理机制。

三是完善资质认证培训以及职业回避机制。律师调解作为一项新型律师业务，对于相关的律所及其律师的资质、专业性、管理能力与责任意识等均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意见》中规定：“建立律师担任调解员的回避制度，担任调解员的律师不得担任同一案件的代理人。推动建立律师接受委托代理时告知当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机制。”

人民法院应支持律师加入各类调解组织担任调解员，或者在律师事务所设置律师调解员，充分发挥律师专业化、职业化优势。优秀的律师不一定能够做好纠纷调解工作。他们实现了角色的转变，即由代理者变成第三方，故而需要对其进行相关的培训。

建议律协、行政组织协同法院，设立有关的培训机制，开设调解方面的知识课程，通过案例和模拟教学等的培训，增强他们的专业能力，充分地满足人们的规范性需要。

为解决律师作为代理者与调解员之间的矛盾问题，首先要对后者的职业操守予以明确。律师调解制度能否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对秉持公道正派、中立公正职业操守的律师调解员的信赖。其次要尽快完善职业回避制度。律师调解组织应当制定严格的职业回避规则，充分披露相关信息，确保当事人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也应当尽快完善律师调解员职业道德规范，对违反回避制度，泄露当事人隐私或秘密的律师，应当根据其情节来限制或者严禁其开展调解活动，亦或是对其处以行政惩罚等。

四是加大律师调解和诉讼之间的协调力度。要健全支付令和调解协定之间的衔接，以及后者的司法确认程序。二者效力的判定，都可成为提请强制执行的重要根据，但目前要尽快解决律师调解组织的主体资格问题。在调解程序结束之时，双方并未达成和解的，基于当事者的允许，律师调解员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将调解过程中双方达成共识的事实逐一记录下来，并让双方签字。

在诉讼当中，除了一些关系到社会和国家的公益，以及他人的正当权益的，当事者不必再对其中没有争议的事实加以证明。也就是说，即便未达成和解，可是在律师的认证下，双方对无分歧事实的确定，可以发挥简化后续诉讼程序的作用。

五是构建多样性的保障体制。律师参与调解并不是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而更多的是具有公益性，可是也应该对市场化方面的因素予以考量。

现阶段，律师调解费的整体水平不高，远不能与传统律师业务相比，甚至不能覆盖成本。所以，该机制要想具有一定的发展规模，使律师更好地加入到纠纷处理的活动中，市场化的发展是必由之路。